他统治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学处理民族问题、制定民族政策，拓宽了疆域，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儒学对正确认识汉代以经治国以及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巩固，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大一统”的民族观

所谓“大一统”民族观念，即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统一于华夏的观念。“大一统”观念由来已久。

周朝就是一个“协和万邦”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产生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这应该是最初的大一统思想。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末世，众多诸侯国各自为政。

孔子向往周诸侯国的统一及华夏族及其所统治地区的统一，他极力称赞管仲辅佐齐桓公“一天下”的历史功绩就反映了他这种希望恢复天下统一和安定的心态。

其后，孟子、苟子也力倡一统，荀子强调“天下为一”，孟子主张天下“定于一”。由此可见，大一统民族观念在先秦儒家思想意识中已见端。

战国时期，华夷一统的观念在逐渐形成和完善之中。随着统一条件的成熟，从意识形态到地理划分都已打破诸侯国此疆彼界，形成包括夷狄在内的大一统观念。

此时关于“大一统”思想的地理学说与政治思想出现了。

《禹贡》打破各诸侯界限，统一划分为“九州”，又根据各地民族远近及社会特点分为“五服”。

根据各地土壤高下与物产不同来确定赋税等级，根据民族特点来确定管理政策；也肯定了单一的政治统治核心的存在及社会作用。

关于诸夏之外的少数民族的方位和秩序，儒家也有记载，《礼记·王制》:“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日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 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于是“五方”整齐，称为“天下”与“四海”的统一格局形成了。

儒家“大一统”思想的最终形成和这一概念的明确提出，却始于《春秋公羊传》。其中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大”是重视、尊重的意思，“大一统”就是明确要以一统天下为职志。

秦汉之际，公羊学派盛行，作为治公羊学的大家董仲舒在“元年春王正月”这几个字上阐述了自己的许多观点。

他提出“元”在天地之前，是字宙的终极本原，产生了独特的“元一元论”宇宙观。其次，他说:“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

把第一年称为元年，是重视开始，而且要端正根本。这要求皇帝即位之始，就要树立正的风气，为天下作表率。

他强调为人君者应顺承天意，“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正。”

这就是说，帝王首先要正自己，正己才能正朝廷，朝廷正才能正百官，百官正，万民才能服从，万民统一了，四方天下国家就可以统一起来，“《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计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在此他把统一问题提到“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的高度。他认为要实现大一统，首先进行思想上的统一，让人们从思想上一统于儒家学说，从而做到法令、制度、领土的统一。

汉武帝的民族政策

汉武帝执政 54 年，他在儒家“大一统”思想影响下，逐步摆脱了“北胡南越”的威胁，不仅恢复了秦的疆土，还有所扩大;开河西、通西域，为西域统一于中国奠定了基础。

他在统一过程中除对匈奴、南越用兵征伐外，其余基本上是通过和平交往逐步实现的，其政策和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对匈奴大复仇，摆脱匈奴的威胁。汉匈矛盾是汉代夏夷之间的最主要矛盾。汉高祖曾被匈奴围困在白登七日，致使“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高祖险些丧命。

这对汉王朝来说，当然是极大的耻辱。此后汉统治者只好以“和亲”方式与奴结盟。但匈奴的侵扰活动仍在继续扩大，成为一大边患。

从《公传》所记复仇看，复仇不仅有为个人的，也有复一国之的。《公羊传·庄公四年》记述了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是尽了“事祖称之心”。

国君复仇是以国家利益的代表的身份出现的，带有抵御外侮的意义。

在《公羊传》复仇理论指导下，武帝决心集中力量向匈奴复仇，洗却多年的耻辱，下定决心向“率不过数岁即背约”的奴进行反击。

汉武帝对匈奴发动过许多次战争，先后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成果。后期在大宛之役后，“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

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这就把对奴的战争说成是一场为先祖复仇之战。

2.以政治统一为则，不改变各民族习俗。汉武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统一，就是汉儒董仲舒所说的“执端要以统天下”，重视的是政治统一，其它可以“尽如故”。

3.招抚少数民族降众，重用少数民族人才。

在处理夷夏关系上，孔子以他的“仁爱”出发，“仁者，爱人”，“忠恕为仁”，他秉持一种以人同此心的假定为基础处理夷夏关系，主张夷是可变的，各族可以亲近兼容。他期望“夷不谋夏，夷不乱华”局面。

4.继续和亲政策，增进和平交往。和亲政策是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的传统政策，汉武帝即位后继续与匈奴和亲。儒家提倡“和为贵”，主张对少数民族“修文德以来之”，汉夷应该融合。

5.移民实边，发展屯垦。匈奴自失西域后，无时不想卷土重来。汉朝廷为守住西域，被迫派兵戍边。

由于成卒一年一换，既不熟悉边情，又不了解敌情，军事上十分被动。汉初政治家晁错总结以往经验教训，认为单纯派兵轮流戍边不如“选常居者，家室日作，且以备之”力主移民实边，在边疆屯垦。

总之，汉武帝利用儒家经义北伐奴，拓殖四方。他从实现大一统的目标出发，通过德刑相辅的灵活策略，分化瓦解强敌，争取各少数民族人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功业。

汉武帝的民族政策被班超归纳为“宽小过，总大纲”商视之为“防其大敌忍其小过”这与董仲舒所言“从其俗”“缘人情，赦小过”等完全致。

儒学及汉武帝民族政策的历史影响

儒学及汉武帝的民族政策对汉代及后世封建时代处理统一过程中的民族关系，开拓、发展和巩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正是由于儒家大一统思想的指导，在西汉形成大一统思维方式后，它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成为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

中国人在大一统影响下保持一种民族凝聚力，使中国能以统一的大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然，儒家大一统及汉武帝的民族政策也存在其历史局限性，其中不乏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带有明显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从汉代的一些士大夫的言论中就可明显看出这一点。

如司马相如奉命出使西南夷，争取、管等族内属，曾撰《难蜀中父老》文，领扬武帝的民族政策:“《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浔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

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地，舟奥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

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易为遗己。

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消劲越，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

说明儒家大一统思想中具有明显的等级尊卑观念。儒家还以天人相应、四海一家来处理民族关系。

在儒家“大一统”民族思想的指导下，汉武帝对少数民族实施的政策基本上是征服和同化政策，正如司马光所总结的:“盖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招抚、德化、联姻、屯恩皆是其体现。

儒学对汉武帝的民族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汉代作为封建大一统重新建立和社会大发展时期，一切制度皆在重新酝酿和试行当中，正是由于儒家“大一统”民族思想的指导，汉武帝才制定了适合封建专制统治的民族政策，使全国出现一统局面，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开拓之功、经营之业，并对后世封建统治者的民族思想和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